《道德经》通行本第十三章：宠辱若惊，贵大患若身。何谓宠辱若惊？宠为下，得之若惊，失之若惊，是谓宠辱若惊。何谓贵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，及吾无身，吾有何患？故贵以身为天下者，若可寄天下；爱以身为天下者，若可托天下。

《道德经》帛书本第十三章：宠辱若惊，贵大患若身。何谓宠辱若惊？宠之为下。得之若惊，失之若惊，是谓宠辱若惊。何谓贵大患若身？吾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也；及吾无身，有何患。故贵为身于为天下，若可以托天下矣；爱以身为天下，如可以寄天下矣。

这一章，主要有两处改动：第一处，把意义明确的“贵为身于为天下”修改成了意义模糊的“贵以身为天下”；第二处，把“寄天下”和“托天下”调换了位置。在王弼注本中，“寄天下”和“托天下”对应的还是帛书本中的位置，而在河上公注本，位置却发生了调换。按河上公的解释，“寄天下”是指暂时拥有天下，寄存的意思；“托天下”才是长久的成为天下之主，托举自身于万民之上（对应第六十六章：居上而民弗重）。那么调换位置的原因就很明显了，正是为了否定“贵为身于为天下”。

“贵为身于为天下”，在《庄子·让王》中有明确的论述：尧以天下让许由，许由不受。又让于子州支父，子州支父曰：“以我为天子，犹之可也。虽然，我适有幽忧之病，方且治之，未暇治天下也。”夫天下至重也，而不以害其生，又况他物乎！

意思是说，天下虽然至贵至重，但是我也不会为了天下而损害自己的生命，由此得出结论：我的生命更加贵重。王弼注解为“无以易其身，故曰贵也”。身有多贵？拿天下来换都不干。

同时庄子又说：道之真以治身，其绪余以为国家，其土苴以治天下。道的真谛可以用来调理身体，道的剩余可以用来治理国家，而道的糟粕才用来统治天下。正好与老子的“贵为身于为天下”一意相承：“为身”，更贵于“为天下”。

而“贵为身于为天下”被改成“贵以身为天下”之后，意义也随之发生了改变。既可理解成“以身为天下”为贵：把全身心都拿出来，放在治理天下上面，这才是值得肯定的；也可理解成“贵以身”为天下：照顾好自己的身体是为了更好的治理天下。总之就是天下更重要，个人身心都是为了天下服务的，所以次之。于是，舍小我成全大我，舍身为国为天下也就顺理成章了。

在这个话题上，道家代表人物之一的杨朱做了更为深刻的论述，他曾说过一句名言：“拔一毛而利天下，不为也”，一毛不拔这个成语就是这么来的。墨子的学生禽子听了之后很不舒服，因为墨家是最讲天下为公，舍己为人的，他就去质问杨朱。

杨朱的弟子孟孙阳出面，反问道，如果有人说痛打你一顿，给你一万金，你干吗？禽子毫不犹豫地回答，干！孟孙阳再问，如果截断你的一条腿，就能让你得到一个国家，你愿意吗？禽子沉默了好久，没有回答。因为他知道接下来的问题就会是砍掉你的脑袋，来给你天下你愿不愿意。

孟孙阳总结道，毫毛积累成肌肤，肌肤积累成肢体，一根毫毛就算是肢体的万分之一，又怎么就能因此而轻视它呢？没有小，又哪里来的大呢？毫毛虽小，仍然是身体的一部分。而身体有多重要？老子说：“宠辱若惊，贵大患若身...吾所以有大患者，为吾有身也；及吾无身，有何患。”

受到恩宠或折辱都像是惊吓，把大的忧患看得像身体一样重要。然而我之所以有大的忧患，正是因为我有自己的身体；如果连自己的身体都失去了，又哪里还有什么可忧患的呢？所以忧患再大，也大不过自己的身体。但是那些忧天下患得失的人，却往往并没有明白这个道理。与其忧患于宠辱得失，不如重视自己的身体。

所以杨朱说：“人人不损一毫，人人不利天下，天下治矣。”人人都贵爱其身，不以身犯险，不侵害他人之身，不为天下而损身，那么这个天下才真正是大治的天下。轻身以为天下，却正是舍本逐末的行为。有身才有国，才有天下，身为本。

一毫是身体的一部分，一人也是天下的一部分。损一人而利天下，这逻辑本身就有问题：为何天下皆利，而独我一人损，难道我不属于天下么？归根到根，损了我只是为了利益另外一部分人。所以舍己为人，换个角度就是损人利己，而一旦损人利己的口子一开，就会从一根毛扩展到整个身体，从一个人扩展到天下人，从自愿到被自愿，最终拿天下人去奉养极少数人。

由于杨朱这种“贵生”的思想太过超前，不利于封建统治，所以他的学说虽然盛极一时，但还是遭到毁禁，而致“杨朱无书”，终成绝响。同样的，老子《道德经》名气虽大，流传虽广，但也难免遭到修改。若非帛书出土问世，有很多谜团，恐怕是永远都不能得到解开了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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